作者简历：陈徒手，原名陈国华，于1961年降临于福建福州。他于1982年从厦门大学顺利毕业，此后，他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北京青年报》副刊等部门担任了职务。在北京档案馆，他亲笔抄录了数百万字的档案资料，不懈努力地将历史真相呈现于公众面前，其作品对口述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以及《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等作品。
01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中国便开始向越南提供援助，这一举措逐步塑造了我国对外援助的路径与方法。至六七十年代，这种革命性的国家援助进入鼎盛时期，确立了对外援助的最高准则和行为规范，对此后二十余年的对外援助策略和形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方面要求，当然。首先，政治原则居首位，我们强调援外人员务必秉持国际主义精神，唯有做到尽善尽美，绝不允许有丝毫的失误。1955年7月23日，对外贸易部内部发布了一项名为《援越技术人员守则》的文件，其中明确了需参与对外援助的中方技术人员的相关规定。“我们承诺，将毫无保留地传授科学技术，以助越南兄弟一臂之力。”同时“抵制大国主义的思维与作风，对越南人民应保持谦逊与和善。”我们必须反复重申，务必“严格遵守请示报告的规章制度，坚决抵制任何无组织、无纪律的言辞与行为”，“所有技术资料、图表等文件的交接，必须严格遵循政府的相关规定，通过正式的组织渠道进行，严禁未经授权擅自提供或接收任何来自其他机关或个人的文件与资料”。“严禁在私人通讯与对话中提及与工作相关的内容，亦不可对所在国家进行任何形式的批评。”在援外工作中，把握分寸与严守保密原则，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首要任务。
至1956年年末，军委总财务部与总后勤部共同察觉：在援越物资征收税费之后，结算价格随之上升，由此导致实际援越物资的数量相对减少。此外，途中价格的调整亦对我国与兄弟国家的友好关系造成了不利解释。
依据1956年12月28日北京市税务局发布的《关于军事系统生产援越物资免征商品流通税金及货物税的通知》，经与对外贸易部深入研讨，军方高级领导层作出决定，我国军委系统所属工业企业所生产的援助越南的物资中，卷烟、酒类、植物油和肥皂四种商品仍需按照军事系统规定缴纳相应的税费。而对于其他应税产品，则无需缴纳商品流通税或货物税。此举亦为我国对外援助产品开辟了先河。
1960年6月，中央农垦部正式行文，径直向北京市农垦局下达了指示。北京方面负责调配，将100头黑白花乳牛运送至越南。鉴于首都市场牛奶供应出现严重短缺，市领导层与农垦部门负责人曾进行协商，力图避免从北京市内调拨乳牛。然而，农垦部以“国际主义义务”的旗帜为名，施压推动，进一步发布更为详尽的选调标准。“该黑白花乳牛品种，公牛年龄介于2至4岁之间，体重超过450公斤；在泌乳期间，其产乳量可达到5000公斤以上。母牛的年龄在4至8岁之间，体重需在350公斤以上；同样在泌乳期间，其产乳量亦在3500公斤以上。蹄形端正，体格健硕，母牛乳房和乳头健康，发育良好，且毛色呈现为黑白相间或白中带黑的图案。”（参照北京市农林局于1960年8月25日发布的《关于支援越南提供种畜和种蛋的通知》，该通知由红星、沙河、和平公社接收）这三个公社不仅需上交100头乳牛，还需调配2000枚种鸭蛋、3万枚种鸡蛋、400枚鹌鹑蛋以及10只海狸鼠。这使得深谙市场副食困境的北京市领导们纷纷抱怨不已。
本方案要求首先筛选出十余名政治立场坚定、责任心卓越的兽医与饲养员，他们负责将动物押运至广西凭祥车站。同时，需提前准备好运输过程中及抵达越南后三天的饲料供应。每六头乳牛配备大小水桶各一个、笼头一套，每三头乳牛则配备一个食槽。此外，每六头乳牛还需配备大小扫把、粪铲和刷子。这种押运方式在六七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一种常态，从检疫、联系车皮到移交，已经形成了一套熟练的操作流程。
援越工作磨合期长。在接收物资后，越方频繁提出改进建议，偶尔流露出些许微词。例如，越南方面指出，频繁出现装箱资料及技术文件不完整的情况，部分设备甚至缺少关键零件。此外，一些易损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其外包装上未标注“小心轻放”的警示标识，导致包装质量不佳。这些问题在运输过程中造成了设备损坏和零件遗失，进而导致设备到达目的地后无法进行安装和使用。（详见北京市机电工业局于1961年8月发布的《关于援外设备包装与发运的通知》）面对越方的强烈不满，他们甚至敢于向北京的国家计委提出索赔和补偿的诉求，这令相关领导深感“政治影响堪忧”。为此，他们屡次发文强调，成品的包装工作务必由政治立场坚定的人员担任。
在1963至1964年期间，接连发生多起因钢材材质低劣而导致的废品质量事故。面对这一状况，冶金部果断下达了指令，对于越方无法利用的物资，我方将悉数运回国内，并退还给相应的原交货企业。同时，企业需自行承担相关的运输费用，并将相应的货款上缴至中国对外冶金建设公司，以此作为对外赔偿的追加资金。
02
自1965年以来，越方所提出的援助金额持续攀升，其中不乏当时被视为巨大的天文数字。在初夏之际，越南方面突然向我国提出了一项请求，即借用2亿斤粮食。经过中央高层的深入讨论，最终决定全额予以支援，并将其定位为紧迫的政治任务。同时，要求全国各地必须严格按照质量、数量和时间要求，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
“供销社需从议价收购的粮食中，按照‘保本不赔’的原则，将已安排的粮食就地交付给当地粮食部门的加工厂或仓库，并由粮食部门统一进行调度。”同时，“粮食部门接收粮食的价差以及相关款项和费用，应逐级结算并上报，最终由粮食部向财政部专项报销。”（参阅国务院于1965年5月18日发布的《关于紧急向越南提供两亿斤粮食支援的通知》）
此类国家级别的粮食调拨，虽表面上看似悄无声息，实则在内地的粮食主产区，却是大规模的行动伴随着细致入微的指令。上亿斤的粮食调配，在文革时期已经司空见惯，各级干部对这种运作机制和思想动员的手段早已熟练掌握。
在1965年至1966年期间，我国多次举办了覆盖全国范围的工业科技领域表彰盛会。其中，一些支援越南的单位和个人因其在特定领域的卓越贡献，成为了行业内的先进模范，常常受到官方的高度关注。例如，唐山机车车辆厂仅用50天时间便制造出一台窄轨蒸汽机车，该机车满足了越南方面的所有订单要求，并在越南的各类线路上成功进行了牵引试验。这一成就在中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上受到了广泛的赞誉。事实上，该工厂在此之前仅是一家主要从事修理业务的工厂，并无制造机车的实际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任务，工厂内部普遍感到信心不足，心中并无把握。
在文革前夕的那段时期，我国大中城市广泛开展了关于支援越南、抗击美国的形势教育活动。这些活动包括逐级传达越南形势的报告、放映展现越南抗美救国精神的影片，以及举办越南图片展览等。越南的抗美斗争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国人民最为关注和激动的焦点，迅速形成了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浓烈氛围。恰逢一个越南代表团莅临唐山工厂参观，厂方特意组织了两次群众集会，邀请代表们分享越南英雄儿女英勇杀敌的感人事迹，这不仅激发了参与机车设计和制造的干部、工人们的“参战”热情，还让他们纷纷表示了自己的决心和信念。今日，我们以笔为枪，在这方寸之地精心勾勒援越摩托的设计蓝图，实则如同在越南的战场上，握起枪杆子直指美帝。每一份图纸，都犹如一颗精准的子弹，直射向敌方的阵地。（参考1965年《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文件之十四》——《依托三结合设计团队，高效快速地研制出援越机车》）。
一群人，素无机车设计之经验，却凭借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一股闯劲，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打造出了一辆完全符合越方战地需求的蒸汽机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无数的磨合与挑战，全部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攻克难题。越南机车的后钩最初是一个无法缓冲的固定钩，在多坡的越南铁路上运行时，常常出现故障。面对越方提出的改进要求，工人出身的邓九恭工程师与工友们集思广益，根据大家的建议绘制出了草图，最终将后钩改进得既实用又简便。越南的锅炉原本采用铆接方式组装，需要改为焊接。年轻的技术员赵锡寿拿着草图到小组中进行讨论，工人们纷纷提出宝贵的意见。至于司机室的设计，越方仅提供了一张尺寸不全的总图，希望对其进行改良，使其更小更凉爽。负责这一部分的定额员孟香荣，在师傅们的协助下，将司机室设计得既美观又实用，加大了空间，并增加了一层木板，起到了隔热的效果。此外，原来清理炉灰需依靠人力，越方要求改为风动摇炉。但由于车架狭窄，风动摇炉器无法一次性安装，若分装于两处，又可能因为锅炉膨胀而扭断轴。在73岁老工程师安保恕和80多岁的老工程师唐仲谦的帮助下，他们对风动摇炉器进行了巧妙的改造，成功安装于车架之中。
众人不禁感到惊讶，一般情况下，制造一台机车需绘制五千余张图纸，然而此次支援越南的机车却仅需九百零七张。至于锅炉的技术规范，以往往往需要列出二百多条，而此次却仅制定了八条，所生产的锅炉质量同样上乘。干部和工人们将这一成就归功于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援越热潮，激发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创造了奇迹。
03
在1965至1966年期间，支持越南的抗美援朝运动愈发壮大，民众的热情与日俱增。民众自发或经单位组织，纷纷向越南驻华使馆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华代表团捐献现金与物资，其中不乏有人慷慨捐出黄金、白银及珍贵首饰。
随着邮寄数量的显著增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劝阻，并于1965年7月22日发布了《关于处理人民群众援越捐献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中指出：“自即日起，各地区、各机关和团体一律不得接受群众对于援越的捐款和物资。若仍有接收，应立即退还（如因地址或姓名不详无法退还的，可移交内务部处理）。退还过程中，应附上鼓励信函，以表达对捐献者热情的肯定。同时，还需说明，我国政府已对越南人民提供了充分援助，现阶段不鼓励个人进行捐献。”对于已寄出的现款和物资，所有未注明寄往南北方向的信件，将统一转交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常驻代表团。在转交过程中，务必将捐赠者的姓名及住址一并提供给越方，随后由接收转交的机构向捐赠者回复，详细告知处理的相关情况。
最能凸显当时民众那份盲目而热烈的援助热忱，同样令人既感好笑又觉无奈的，部分群众因长久以来在日常生活中购买生活必需品时惯用票证，甚至将自认为极为宝贵的国内流通票证赠送给越方。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在通知中特别强调了一条：“所有国内票证均须退还给持票人本人，不得转交给越方。若因寄件人姓名或地址不明确而无法直接退还的，应分别送交票证发行部门处理：粮食票证送交粮食部门，布票送交商业部门，公债券和侨汇券送交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向全国各邮政局发出明确指令，严禁收寄任何形式的票证，并向寄件人作出详细解释。
截至1965年岁末，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却又颇具委婉之意的通知，明确指出：“现阶段不得动员民众向越南进行捐献”，“禁止组织民众向越南撰写支持信或慰问信”，“并坚决不支持民众前往越南参与抗美战争”。（参见1965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处理人民群众援越捐献事项的办法》）在当时的背景下，虽然不能直接予以拒绝，却也要巧妙地过渡，把握住安抚民众情绪的恰当时机。通知中明确规定了内部处理流程：“对于民众自发写给越南的支援信件或慰问信，一、若经组织转发，则负责审阅内容，若无重大问题，即可予以发送。二、若非通过组织寄出的支援信，各地邮局应照常予以投递。”
多地有人欲报名赴越战。“对于热衷于投身越战者，我们应当给予热情的鼓励，并明确告知，一旦形势变化需要，国家将统一组织。现阶段，首要任务是专注于本职岗位的生产、工作和学习，通过实际行动来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斗争。”
地方苦恼还有，时常在捐献者行列中发现身份可疑之人，究竟是否应当接纳其捐献，这成了一道棘手的政治难题。例如，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于1965年8月1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在此期间，共收集到7名群众为支持越南捐献的款项，总计295元。经审查后，经查，天堂河农场的工作人员陈启元，原为被解雇的教师，其父不幸因罪入狱，最终在我监狱中离世。办公厅向上呈报有关是否应退还陈启元所寄的5元款项的问题。与此同时，其余六位人士仅以“一工人”“一战士”“一青年工人”的笔名签名，而东郊构件厂的工会代表马志则亲自署名，寄来了50元。
“我方近日收到众多工人、农民、学生及干部的来信，纷纷表示对越南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正义斗争的支持。信中，七位来宾共计寄来人民币300元，恳请我方转交予越南人民。现附上款项，敬请查收。”
当时，政府部门需全力以赴处理众多援越人员的政治审查及后勤支援事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精力，以确保援越工作在政治层面万无一失。以1965年6月为例，中央组织部发布了关于抽调援越公路测试人员的指令，其中炊事员共17人，要求北京市劳动局负责选拔。该局需在6月25日之前完成人员选拔工作。（详见1965年6月1日市委组织部发布的《关于抽调援越公路测试人员的通知》）中央组织部提醒：任务绝密，阅后销毁。市劳动局紧急从一建、二建、三建、五建、六建、光华木材厂、恒合庆馆、电车公司、香山饭店等单位抽调了17名炊事员。名单随即转交市委组织部及市公安局进行政审，确保审查无误后，于7月7日启程前往北京。上级指示，出国期限约为1至2年。在此期间，出国的同志们将保留户口，停止生活津贴的供应，由测绘总局发放生活津贴。出国人员的服装需自行准备，每人可向商业部门领取403尺布票。这批配置与当年援助越南的人员生活标准基本一致。尽管选拔过程略显仓促，但被选中者倍感光荣，他们在短时间内便毅然踏上千里征程，奔赴战场。
鉴于保障援越人员及其家属生活需求的重要性，我国政府部门必须关注并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难题。例如，参与援越公路建设勘察设计的专业人员主要由交通部选派，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因各地工资水平和粮食价格涨幅各异，每位人员的粮食补贴存在显著差异，这无疑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家庭和睦。为此，交通部于1966年11月16日特地发出函件，强调“请依照当地规定的粮食价格差额补贴政策进行相应补助”，以确保不影响家属的正常生活。
在整个援越抗美行动中，对于粮食和工资补贴的需求声此起彼伏，这一切皆源于当时粮食及工资制度的具体规定。中央相关部门对援越人员给予适当关照与扶持，正是基于对越南战场环境之艰苦与严峻的深刻认识，经过多方协调与平衡的结果。
04
在文革时期，伴随着越南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张，我国对越南的支援在力度与范围上均实现了显著提升。除了军事补给，我国作为坚实的后盾，供应了所有可生产的主要工业品和日常用品，甚至连蔬菜种子也需跨越千里运送。
1967年伊始，越南方面提出请求援助蔬菜种子。彼时，我国正深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狂潮之中，这场由造反和夺权引发的“一月革命”犹如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导致众多部门领导与日常运作陷入严重瘫痪。尽管如此，我国仍承诺将竭尽所能满足这一请求，并表示将“积极协助越南人民实现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7月1日，尚未被军事管理接管的外贸部、商业部以及农业部，共同发布援助越南一万吨土豆种子。本通知明确指出，天津将提供五千五百吨，辽宁将供应二千五百吨，而北京市将提供二千吨。具体要求为精选白皮白肉种子，包装方式可采用竹篓或木箱，每件重量控制在三十至四十公斤之间。所有供应应在9月15日之前分阶段完成。
不到两个月，中方我国再次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共计空心菜籽34吨、苋菜籽3吨、冬瓜籽1吨、苦菜籽10吨、菠菜籽5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方面特别提出需要湛江市产的白菜籽4吨及北京产的小白口大白菜3吨。我国对外贸易部、农业部、商业部以及供销总社于通知中明确指出，为深化中越两国人民间的深厚战斗情谊，携手抵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我们必须确保圆满完成这一政治使命。（参照1967年9月7日发布的《关于无偿援助越南蔬菜种子的通告》）四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进一步强调，各地方需确保包装内衬有防潮材料，单件货物净重不得超过25公斤。同时，交货时间应尽量遵照越方的要求，或适当提前，务必避免错过播种的最佳时节。
此通知原应盖农业部印，但该印章长期由代部长江一真私自携至外界保管。农业部革命造反总部遂将江一真斥为“三反分子”和“大流氓”，对其印章的索要亦无果而终，无奈之下，只得临时以农业部办公厅的印章替代部印使用。农业部的“用印说明”颇具深意，从中可见文革初期派系斗争的纷扰与纠葛。
迈入1968年，越南方面对食品的需求量急剧上升，且所需品种愈发丰富。为应对这一需求，国家计委、商业部、第一轻工业部、水产部、物资管理部、对外贸易部以及总后勤部等七个关键部门在上海共同举办了“援越食品生产座谈会”。会议期间，与会者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发布的支持越南的指示精神。“在越南南方，只要提出需求，只要我们有能力做到，必将竭力满足。即便有些我们原本拥有且能够实现，但越方尚未想到的，我们亦会主动提出协助……”与会者争相发表意见，坚决表示毛主席的至高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确保以最高效、最快速度、最优质量、最节省成本的方式完成生产与供应任务。会议进程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再次传来，强调向越南提供的物资需符合“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藏”的原则。此指示立即激励了七方主办方加紧监督和推动，以严谨果断的态度迅速解决援助越南过程中的重重困难，旨在确保越方所需的食品能够及时送达，支援我们的越南同志。
在1968年1月25日发布的关于援越食品生产任务的通知中，七部门首要强调的是那些紧俏的国家统配与部管物资，例如粮油、木材、马口铁、聚乙烯、麻袋、焊锡等。这些物资的需求，须由相关部门向上级主管部提出，随后主管部将下达具体指标。地方相关部门需根据实际需求组织供应。其中，物资部已将马口铁的专项指标分别划拨给第一轻工业部、商业部和水产部，并由主管部负责按照系统进行物资调配；聚乙烯薄膜则由第二轻工业部负责安排生产并供应。对于由地方负责供应的物资，如圆钉、铁丝、打包铁皮、包装用纸等，将由地方主管部门统一进行安排，并确保优先供应。对于国家专项拨付的原材料，必须确保专料专用，不得擅自挪作他用。此外，七部门再次重申，成本将按照实际生产成本加上微小利润的原则进行计算。这暗示着利润增长的余地极为有限，这无疑是一种实实在在、无私求利的国家级举措。事实上，许多物资均由我国外经贸部统一承担费用，无偿予以捐赠。
考虑到包装质量的松动现象，自1968年起，对包装的规定变得更加严格。例如，塑料袋需采用聚乙烯材料加工，其薄膜厚度需精确至0.06毫米，确保厚薄均匀，袋子尺寸统一，不得存在沙眼或漏缝。在制作马口铁桶时，必须确保镀锡均匀，无锈迹，且不漏气，提环采用8号铅丝制成，并在桶外喷涂一层绿色涂料。装载木箱时，桶与桶之间需用草板纸进行隔离，桶与箱之间则使用防潮纸进行隔断。包装材料可选择红松、白松或杉木，要求使用未经刨光的毛板，木板含水率不得超过18%，板厚为1.2厘米，厚度公差控制在0.1厘米以内。箱子的各面并板数量不得超过3块，且并板缝隙宽度需在3毫米以下。
有趣，难得见。熟肉食品的制作细则详尽入微，体现了其规范性与严谨性。如制肉松，须取瘦猪肉一百公斤，搭配酱油七点五公斤、糖半公斤、酒半公斤，以及适量的盐、葱姜等辅料。成品应呈现自然的色泽，肉丝质地松散，不带有筋络、内膜或其他杂质，力求避免潮湿现象。口感应适中，不应出现焦苦或异味。在0.1克样品中，不得含有大肠杆菌及其他致病菌。此外，肉松的保质期可达两年。至于豆腐粉，其风味应与一般豆腐相仿，不应有过分的粉质感。
在文革时期的官方文献中，此类纯技术的文字表述可谓罕见，阅读时难免会感到一种新奇而异的感触。正是由于援越食品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及对品质的严格要求，才促使生产厂家树立了严苛的自我约束，确立了“保质保量”的技术规范。历经文革的冲击，旧有的规章制度得以逐步恢复。
05
在商业部与总后勤部达成一致后，自1968年夏季起，援越食品储备的重任正式转由军队承担，相关交接与结算工作亦迅速展开。在此次交接过程中，北京市供应的猪肉松共计25吨、豆腐粉100吨、奶粉100吨，均由北京军区后勤部接收。此外，军队还接管了上海提供的150吨脱水蔬菜，湖北的100吨化猪油，120吨蛋粉，广东的200吨固体酱油，辽宁的30吨味精，以及湖南的300吨豆豉。（参阅商业部、总后勤部于1968年10月16日发布的《关于调用1968年援助越南食品储备及部署1969年援助越南食品储备任务的文件》）。这可以看出，越南进口食品的种类和数量均有显著增长，其中不乏以百吨计的大宗货物。
抵达地方层级，重点便转向了产品在入库前的储备工作。产品入库前须由相关单位进行严格检验，凡不符合标准的，严禁入库。在处理接收、结算及保管等相关事务中，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于1968年8月27日发布了关于援越食品储备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糖业烟酒公司负责处理奶粉的相关事宜，食品公司直接管理肉松，而崇文副食管理处则负责豆腐松的接收工作，各自拥有独立的接收渠道。
越南战地对于北京的豆腐粉和猪肉松似乎情有独钟，北京市革委会计划组便应此需求而行动。在1968年11月19日制定的次年援越产品计划中，猪肉松的采购量设定为30吨，而豆腐粉的需求量则高达220吨。此外，计划中还新增了其他产品，包括服装背囊36万个、内线腰带线带5万条以及外线腰带线带5万条。市府委以纺织局与二轻局负责执行。即便是腰带与线带亦需依赖进口，这充分显示出越南方面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对我国的依赖范围正日益扩大。
鉴于援越任务之重大，北京副食品商业局于1968年多次向市革委会计划组提出调拨物资及扩大基建的申请。在2月23日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提出现有设备难以满足援外任务的需求，故需在生产过程中同步扩充部分设备。例如，生产脱水蔬菜需筹备两栋烘房，肉松生产线需增建300平方米的厂房，而豆腐粉则需新建一座配备4台主机的生产车间。为此，我们亟需木材、钢材、水泥、水泵、变速箱、鼓风机、电动机和工业轴承等建筑材料和设备，恳请市里紧急进行硬性调拨。
1969年，越南对医疗器械的需求量激增，上半年的订单量已显著扩大，其中包括了100台空气麻醉机、200套各式手术器械、11000把手术剪、3000把止血钳、22000支玻璃注射器、10台7121型心电图机、3000台间接输血器、1000台血压计、8000合人用注射针、60000卷医用胶布、30000支针灸针以及40000包缝合丝线等。种类多，数量大。外包装须采用木箱，确保箱板接缝宽度在1至2毫米以内。对于体积庞大、重量较重的器械，箱板厚度需超过2厘米，并沿四周加固木带。此外，箱底应额外铺设方木，以防止其脱落，并便于机械的装卸作业。在1969年发布的援越生产计划通知中，卫生部特别强调，依据上级的指示，内外包装不印制毛主席语录，箱内充填物不用带字的纸边和报纸、书刊等，也不用糠、草。
自七十年代伊始，我国对越援助的模式便呈现出年度间的一致性。公文内容格式基本一致。面对越方的紧迫需求，中方毅然伸出援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将抗美救国战争进行至最终胜利。不过，各主事单位所负责的事项略有差异：商业部与外贸部主要负责土豆类种子，对于下级单位的要求是：“为确保能赶在越南九月初播种，请务必在八月份完成这一支援越南的任务”；国家建委则负责调配油毡类建材，即便在国内建设工程急需之际，仍能在一年内从各省调集40万卷油毡资源；而轻工部、外贸部、计委物资局、总后勤部等单位则主要负责援越军需食品的供应。越方多次提出，为了便于前方运输，应在上半年完成交货任务，并反复建议将肉罐头原配方中的鱼露更换为酱油。
1973年，随着战局趋于缓和，越南着手推进现代化建设，其中北江氮肥厂成为越方高度重视的重点项目之一。党政领导层多次亲临现场，严加督促，明确要求该厂于1974年6月前竣工并投入生产。中方高层亦对此事给予了高度关注与支持。迫不得已，我们将原计划安置于云南的整套化肥设备转移，以支援越南。在仅有的三个月时限内，3000吨的物资与设备被装载进近100个车皮。北江地区的建筑工地，陆续增派了施工队伍，目前现场安装施工人员已接近3000人。
越南方面领导人责令氮肥厂项目必须在15个月内完成并投入运营，这一要求无疑为中方向该厂提供重点设备的建设单位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为此，我国外经部与燃化部多次派遣专人前往关键施工单位进行现场督导，督促工程进度。“秉持我国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全力支持越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谈及工期紧迫可能带来的风险，即任务可能无法按时完成，“若不及时抓紧，仍将面临无法按时供货的风险，进而影响项目的按期建成和投产”。在正式的发文通知中，“请各省市抓住当前时机，积极予以大力支持，广泛动员群众力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未交付的设备及主机配套件在年底前全部完成交付。”明确设定了最终的期限底线：“对于确实存在困难的承制厂家，恳请务必在1974年第一季度内完成所有产品的交付与发运。”（详见外经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化学工业部1973年10月27日发布的《关于加速生产援越北江氮肥厂所需设备的紧急通知》）。
北京市内，厂桥风机厂（专司轴流风机生产）、北京分析仪器厂（专注于红外线微量分析和气相色谱仪的制造）、北京阀门厂（负责截止阀和疏水器的生产）、化工机械厂（生产水压烟囱阀和煤气三通阀）等企业均承担了此次任务。外经部与燃化部邻近的督促接踵而至，频繁地要求我们汇报进展情况，且多次强调务必按时完成，不得有丝毫拖延。在技术条件受限、时间紧迫的背景下（自不必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亦不时干扰），匆忙赶制现代化的化工设备，难免显露出几分困顿与无奈。
最为棘手的是，北京牛奶公司于1973年初接到一项紧急任务——生产援越军需食品，这项要求迫在眉睫。6月底前生产100吨援越炼乳。鉴于北京市仅能简易生产保质期三个月的瓶装内销炼乳，其品质无法满足出口标准。然而，外贸部门对地方厂家的生产能力评估过高，误以为北京市具备生产条件，未提前提出质量及包装要求。牛奶公司和农林局将相关问题上报至市革委会农林组，却未获批复，亦未得到生产安排。最终，这百吨炼乳因时间和技术原因未能如期落实，成为援越任务中极为罕见的未完成项目。
1973年夏，北京市建工局建机厂承接越南前线所需油罐的制造任务，总计1050个，每个油罐的重量接近两吨。根据要求，首批发运的520个油罐需于8月20日前完成。准时送达越南。往昔，在酷热的夏季，我们并未生产罐体，毕竟——在罐体内作业的工人师傅们，面临着既闷热又刺鼻的环境，呼吸变得愈发困难。他们需连续工作约十分钟，便需轮换休息，而每一次出罐，他们的面容便呈现出疲惫之色，劳动之艰辛可见一斑。然而，鉴于需“支援前线对抗美帝”（自是亦不可忽视此类“政治任务”所带来的压力），工人们勇破常规，挑战体力的极限，于罐体内外辛勤穿梭，以每日制造20个罐的效率，终于在9月底圆满完成了这一极为艰巨的援越使命。
抗美援越的历程，历时二十余年，凝聚了全国之力，其艰辛程度难以言表，代价亦极为高昂，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更是步履维艰。回首往事，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涌现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