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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专职厨师程汝明谈江青（上）【3】》

海外网《1976年江青曾不赞成建立毛主席纪念堂》

在风云变幻的特殊年代，江青身边的工作岗位仿佛暗藏漩涡，无数人被卷入命运的惊涛骇浪。

原江青办公室工作人员杨银禄回忆：“在江青身边做事，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困境，不少人都遭遇坎坷。”

但有这样一个人，宛如惊涛中的磐石。他在江青身边服务长达16载，却能安然无恙。即便偶有疏失，江青也未曾苛责。

他究竟凭借何种过人之处，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全身而退？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1

1926年，齐鲁大地的寒风裹挟着苦难，将程汝明吹进了山东小村庄的土坯房。在那个动荡的旧社会，程家破落的屋檐下，饥饿如同附骨之疽。

一家老小蜷缩在漏风的墙角，啃着掺着野菜的稀粥，常常连续几天揭不开锅，饿殍般的面容映照着生活的绝望。

12岁那年，程汝明稚嫩的肩膀扛起了锄头。田间地头，他挥汗如雨，烈日晒黑了脸庞，风雨磨破了衣衫，可换来的粮食依旧难以填满家人的肚子。

最残忍的那个寒冬，妹妹饿得直哭的声音，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眼睁睁看着至亲在怀中渐渐没了气息，泪水混着血泪，在他心底浇铸出滚烫的誓言——成为顶尖厨师，让所有人都能吃上饱饭、好菜。

一年后，13岁的程汝明攥紧行囊，不顾父母红着眼眶的劝阻，跟着老乡踏上了前往天津的路。

那时的天津，外国租界里洋楼林立，街头巷尾西餐厅飘出的黄油香气，对他来说既是诱惑也是希望。

初入法租界西餐厅后厨，他从最脏最累的杂活干起，切菜、刷锅、搬运食材，即便被热油溅得满手燎泡，被主厨责骂得抬不起头，也从未退缩。

敏锐的他很快察觉法餐“变了味”，毅然转投英租界西餐厅。在那里，面对英国主厨的严苛要求，程汝明像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吸收知识。

白天跟着主厨学摆盘、调酱汁，夜晚在昏暗油灯下反复琢磨菜谱。十年时光，他辗转多家西餐厅，将法国菜的浪漫、英国菜的正统等多国厨艺融会贯通，终于从学徒成长为声名远扬的西餐大厨。

然而，光鲜的厨师服下，藏着难以言说的苦涩。尽管程汝明将大部分薪资寄回老家，可家书里依旧是亲人受冻挨饿的消息。

希望与绝望交织的日子里，直到新中国成立的曙光刺破阴霾，才为他坎坷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02

1949年的金秋，新中国的成立如破晓曙光，彻底照亮了程汝明的人生。土地改革的春风吹到山东老家，程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父母来信时，字里行间都透着久违的喜悦，说终于能吃上自家种的粮食，日子有了盼头。

而程汝明也顺利进入国有铁路系统，穿上崭新的制服时，他抚摸着衣领，眼眶发热——曾经那个在饥寒中挣扎的少年，如今终于站在了新的起点。

这份新生，让他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在心底生根发芽。

1952年，凭借精湛的西餐技艺，程汝明被调往外宾列车工作。车厢里，外国宾客们品尝着他精心烹制的法式鹅肝、英式牛排，纷纷露出惊讶的神色。

有人操着生硬的中文感叹：“这简直比巴黎街头的餐厅还要正宗！”程汝明只是微笑着点头，转身又投入到下一道菜品的准备中，他深知，这不仅是对他厨艺的认可，更是中国人的手艺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

次年，程汝明庄严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工会主席。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深夜的办公室里，总能看到他伏案整理资料的身影；列车上，他主动帮助同事解决难题，手把手指导新人。

因为这份热忱与付出，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状贴满了宿舍的墙面。

1954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程汝明的职业生涯——他被选中前往毛主席专列，负责主席的饮食。接到通知的那一刻，他的手都在微微颤抖，既为能服务心中敬仰的领袖而激动，又为这份责任感到忐忑。

打听到主席爱吃红烧肉，程汝明查阅资料、反复试验，精心烹制了一盘色泽红亮的红烧肉。可当餐盘撤下时，他发现那道菜几乎原封未动。

鼓起勇气询问后，主席坦诚道出缘由。得知是童年酱油作坊的阴影，程汝明陷入沉思。没有酱油，如何做出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他一头扎进厨房，尝试用红糖炒出焦糖色，用蜂蜜增加光泽，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摸索出用糖上色的独家秘方。

03

程汝明握着特制的糖色调料罐，在灶台前凝神注视着砂锅里翻滚的肉块。没有酱油加持的红烧肉，竟在他反复调配下，呈现出诱人的琥珀色。

当毛主席夹起一筷子，笑着说出“合我口味”时，程汝明悬着的心才落定。这道独家红烧肉的诞生，不仅是烹饪技艺的突破，更承载着他对领袖饮食喜好的用心揣摩。

但让他毕生难忘的，却是与主席在节俭与营养间的“较量”。

1959年的旱魃席卷大地，枯黄的禾苗在干裂的土地上奄奄一息。全国上下都在勒紧裤腰带，中南海的厨房里也弥漫着紧张气氛。

毛主席将程汝明叫到跟前，目光坚定：“程师傅，停做荤菜，一粒粮食都不能浪费。”程汝明攥着菜谱的手微微发颤，他比谁都清楚，主席每日批阅文件到深夜，不吃荤腥如何扛得住？

为了在节俭与营养间找到平衡，程汝明把目光投向了葱油饼。深夜的厨房灯火通明，他反复调整面粉与油脂的比例，面团在案板上被揉得光滑透亮。

当金黄酥脆的葱油饼端上餐桌，毛主席咬下第一口时眼中闪过赞许，却随即蹙起眉头：“这油放得太多了，省下这些油，能多救济几个灾民。”

程汝明张了张嘴，最终将“您的健康也关乎国家”这句话咽回肚里。

1960年除夕夜，中南海的空气里少了往年的热闹。

“由于情况特殊，所以没有大鱼大肉，吃一些简餐也挺好的。”

说完，就率先吃了块葱油饼。

不过，主席只嚼了几下，脸色就变了。

他让人喊来程汝明，严肃地质问：“程汝明，你怎么敢用这样的葱油饼去蒙我？”

程汝明双腿发颤，望着主席紧绷的下颌线，喉结上下滚动却说不出话。灶台边彻夜未熄的煤油灯仿佛还在眼前晃动，他将猪油拌进面团时，火苗在窗纸上投下的影子明明灭灭，映得满手油光。

此刻厨房外传来零星爆竹声，他突然想起老家过年时，母亲总把仅有的油渣藏在他碗底。

“主席，医生说您……”程汝明话音未落，就被主席抬手打断。主席面前的搪瓷盘里，咬过的葱油饼渗出细小油花，在惨白灯光下泛着冷光。

“你知道吗？河南报上来的灾情，树皮都被啃光了。”主席声音沙哑，将饼推到一旁，“我吃着满嘴油香，怎么面对那些吃观音土的百姓？”

泪水突然涌进程汝明眼眶。他想起上个月跟随主席视察河北，在田间地头亲眼看见拄着拐杖的老农，颤巍巍捧着掺着麸皮的窝头，说这已是全家最好的口粮。

此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以为的“补充营养”，在主席眼中或许是难以承受的奢侈。

“我错了，主席。”程汝明抹去眼泪，“往后一定严格按标准备餐。”主席盯着他发红的眼眶，神色渐渐缓和，伸手拍了拍他肩膀：“不是怪你，是心疼你这孩子实心眼。”

两人正说着，警卫员匆匆赶来，在主席耳边低语几句。主席脸色微变，起身时踉跄了一下，程汝明眼疾手快扶住他单薄的臂膀，触到嶙峋的肩胛骨，心猛地揪紧。

这一夜过后，程汝明在厨房立下铁律：所有食材精确到克，连葱花用量都要称重记录。他开始研究用豆渣、野菜搭配粗粮，变着法子在少油少盐的前提下保证营养。

某次试制新菜时，江青的秘书突然造访，瞥了眼案板上掺着苜蓿的窝头，尖酸笑道：“程师傅这是要让主席忆苦思甜？”程汝明低头揉面，面团在掌心压出深深指印，却始终没接话。

日子在紧张与忙碌中流转，程汝明渐渐成了中南海里的“特殊存在”。他见过太多因工作失误被斥责的工作人员，连江青身边的服务员都换了一茬又一茬，唯独他始终稳坐主厨之位。

有人问起诀窍，他只是憨厚一笑：“我就是个做饭的，把饭做好，把人记在心里。”

直到多年后，程汝明仍清晰记得那个除夕夜的每一个细节。主席拍在桌上的声响，葱油饼渗出的油花，还有窗外转瞬即逝的烟花。

这些记忆如同烙在心头的印记，时刻提醒他：在那个特殊年代，一餐一饭里承载的，从来都不只是食物本身。

1964年，程汝明因出色的厨艺被调去兼顾江青的饮食。彼时江青对饮食要求苛刻，既追求精致摆盘，又讲究养生搭配，稍有不如意便会大发雷霆，身边工作人员常因一点小错就被责骂。

但程汝明刚接手，就凭借一份精心烹制的素斋让江青挑不出毛病。

那盘素斋里，看似普通的香菇青菜，香菇是程汝明清晨特意挑选的鲜嫩花菇，用鸡汤慢煨三小时，吸饱鲜味却不见荤腥；青菜则是取最嫩的菜心，在沸水中焯烫时加了几滴香油和盐，保持翠绿与脆嫩。

江青夹起一筷子，入口时微微挑眉，虽没夸赞，却也没像往常般挑剔。

此后，程汝明更是把江青的饮食习惯摸得一清二楚。江青偏爱淮扬菜的清淡，又痴迷西餐的精致摆盘，他便将两者巧妙融合。

制作蟹粉狮子头时，把肉糜打得细腻如泥，加入藕丁增添口感，用模具将狮子头塑成小巧的花朵形状，搭配用蔬菜汁染成彩色的豆腐丝摆盘，既满足口味又符合审美。

面对江青反复无常的要求，程汝明也总能沉着应对。有一回，江青突然要求晚餐必须有一道“翡翠白玉卷”，却又不说具体做法。

程汝明没有慌乱，他想起江青曾提及喜欢菠菜的清爽和豆腐的嫩滑，便将菠菜榨汁和面，擀成薄皮，包裹着用虾仁、香菇、嫩豆腐炒制的馅料，卷成玉卷形状，上笼屉蒸熟。

当这道菜端上桌，江青看着晶莹剔透的菜卷，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在江青身边的16年里，程汝明始终秉持着自己的原则，默默做好每一顿饭。他不参与任何纷争，专注于钻研厨艺、满足饮食需求。

即便在最动荡的时期，他也凭借精湛的技艺和沉稳的性格，成为江青身边屹立不倒的存在。有人好奇询问他的“生存之道”，他只是淡淡道：“我不懂别的，就想着把每一顿饭都做成能让人安心享用的样子。”

正是这份对烹饪的执着与对工作的敬畏，让程汝明在复杂的环境中坚守初心，成为江青身边唯一得以善始善终的工作人员，书写下一段独特的岁月传奇。

退休后的程汝明住进了单位分配的小院，院里种着几株桂花树，每到秋天，金黄的花瓣便会落满石桌。常有慕名而来的年轻厨师敲开他的门，恳请他传授“翡翠白玉卷”的秘方，或是询问如何在动荡岁月里保全自身。

老人总是笑着泡上一壶茉莉花茶，茶汤袅袅热气中，他会指着墙上挂着的毛主席与江青用餐的老照片，缓缓道：“做菜和做人一样，要守住本心。”

2012年的深秋，程汝明的厨房依然亮着灯。案板上整齐码着切好的豆腐丝，这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练习——即便年近九旬，他仍保持着对刀工的严苛要求。

儿女们劝他多休息，他却摇头：“手一旦生了，就找不回给主席、给江青做菜时的那份心气了。”

临终前，老人将子孙叫到床前，颤巍巍地摸出一个泛黄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数百道菜谱，每一页都标注着注意事项：“江青用餐忌葱姜”“主席红烧肉需用冰糖上色”“重大会议前宜备小米粥暖胃”……字迹从工整到潦草，见证着他十六年如一日的细致与坚持。

合上本子时，他浑浊的眼中泛起泪光：“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把饭做好。能让他们吃得安心，我就知足了。”

程汝明离世后，他的故事在中南海的老员工中口口相传。人们谈论起他时，不再仅仅是那个能让江青闭嘴的厨师，更是一个用一生诠释“专注”二字的匠人。

他的菜谱被整理成册，成为烹饪学校的教材；他的故事被写成文章，让后人得以窥见特殊年代里，一个普通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职责、坚守本心的传奇。

桂花树依旧年年开花，而那个在厨房里默默耕耘的身影，永远定格成了一段令人动容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