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波谲云诡的现代空战时代，美军的每一步动作都牵动着全球军事观察者的神经。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期获得一笔2.33亿美元合同，表面平淡，实则暗流汹涌。

这笔资金并非用于制造新战机，也不是采购导弹，而是用于升级Block II IRST21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这套系统本质上是一套被动红外探测装置，专为捕捉雷达难以发现的隐身目标而设计。

传统雷达依赖主动发射电磁波，通过回波判断目标位置。

这种方式在对抗非隐身目标时高效可靠，但在面对具备低可观测特征的第五代战机时，效果大打折扣。

隐身战机通过外形优化与雷达吸波材料，大幅削弱雷达回波强度，使传统雷达在特定角度下几乎“失明”。

美军过去长期依赖雷达优势，忽视了被动探测手段的价值。

F-15、F-16等主力机型在原始设计中并未集成IRST系统，这一疏漏在中俄隐身战机陆续服役后迅速暴露。

IRST系统不发射任何电磁信号，完全依赖目标自身热辐射进行探测。

现代喷气式战机在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显著红外特征：发动机尾喷口温度可达上千摄氏度，高速飞行时机体表面因气动加热也会升温。

这些热信号在红外波段清晰可辨，无法通过外形或涂层完全消除。

IRST正是利用这一物理特性，在不暴露自身位置的前提下实现对隐身目标的探测与跟踪。

美军对IRST的态度转变并非出于技术偏好，而是现实倒逼。

演习数据显示，未装备IRST的F/A-18E/F在对抗模拟隐身目标时，首次发现距离平均不足30公里，远低于超视距空战所需的安全距离。

这种被动局面迫使五角大楼重新评估IRST的战略价值。

从2020年开始，美国海军启动IRST21系统测试，但进展缓慢。

传感器可靠性不足、数据处理延迟、与火控系统兼容性差等问题反复出现，项目多次延期。

直至2024年11月，初始版本才勉强获得“初始作战能力”认证。

Block II版本的出现标志着技术瓶颈的突破。

美国海军测试报告指出，新系统可在“具备战术价值的距离”上稳定捕获并跟踪目标，同时将目标轨迹数据实时传输至座舱显示系统。

这意味着飞行员不再需要在混乱的电磁环境中盲目猜测敌机位置，而是能基于红外数据制定攻击方案。

更关键的是，Block II实现了与机载雷达、Link-16数据链及电子战系统的深度融合。

当雷达因强电磁干扰失效时，IRST可立即接管目标指示任务，引导AIM-120等超视距导弹实施攻击。

这种多源传感器融合能力极大提升了战机在高强度对抗环境下的生存率与杀伤力。

然而，硬件升级只是第一步。

美国海军明确表示，F/A-18E/F的火控软件仍需持续优化，以确保IRST提供的目标数据能被武器系统准确解析与使用。

若软件层无法实现高效协同，再先进的传感器也只是摆设。

这种软硬件协同难题，恰恰是现代航空电子系统集成的核心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与空军在IRST部署方式上采取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

海军将IRST传感器集成于改进型副油箱前端，该设计巧妙利用现有挂载结构，既不占用武器挂点，又保留燃油携带能力，完美契合航母舰载机对空间与重量的严苛限制。

空军则选择外挂“军团”吊舱方案，F-15C、F-16C乃至最新F-15EX均采用此方式。

吊舱虽增加气动阻力，但具备高度模块化优势，便于快速更换、维护与升级。

两种方案反映军种任务特性的根本差异：海军强调平台资源极致利用，空军侧重装备通用性与部署灵活性。

对洛克希德·马丁而言，IRST21项目远不止一笔订单。

近年来，该公司深陷供应链危机与质量管控困境。

日本终止与洛马合作开发下一代战斗机，转而加入英国主导的“全球空战计划”。

澳大利亚将关键卫星合同授予欧洲空客。

美国海军下一代舰载战斗机（F/A-XX）竞标中，洛马甚至未获入围资格。

这些挫折严重削弱其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信誉。

Block II IRST21若能成功交付并形成可靠战斗力，将成为洛马重拾客户信任的关键契机。

反之，任何技术瑕疵都可能加速其在高端防务市场的边缘化。

从全球空战格局看，IRST的普及标志着作战理念的根本转变。

电子战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传统雷达日益脆弱。

现代综合电子战系统可实施大功率噪声干扰、欺骗式干扰甚至雷达致盲攻击，迫使交战双方在“雷达静默”状态下作战。

此时，被动红外探测成为维持态势感知的唯一可靠手段。

美军加速为F-15EX、“超级大黄蜂”等非隐身平台加装IRST，暴露出其隐身战机数量严重不足的现实困境。

F-22生产线早已关闭，现役仅百余架。

F-35虽持续交付，但形成全面作战能力仍需时间。

在过渡期，升级老平台是维持空中优势的无奈但必要之举。

IRST并非万能。

其性能受气象条件显著影响。

高湿度、浓云、降雨等环境会强烈吸收红外辐射，导致探测距离急剧衰减。

此外，IRST有效作用距离通常短于先进有源相控阵雷达，在超视距交战中难以独立支撑全程制导。

正因如此，现代空战体系强调“雷达-红外”双模协同：雷达负责远距搜索与初步跟踪，IRST在中近距提供高精度被动定位，并在雷达受扰时作为备份传感器。

这种多源信息融合架构，才是未来空战胜负的关键。

技术演进从来不是线性过程。

IRST概念早在冷战时期就已存在，苏联米格-29装备的“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即为早期实践。

冷战结束后，西方一度认为雷达技术足以主导空战，IRST被边缘化。

隐身技术的成熟却意外激活了这一“古老”技术路径。

这揭示一个深刻规律：军事技术的价值不取决于新旧，而取决于是否契合战场需求。

被遗忘的旧思路，往往在新威胁面前焕发新生。

公开影像与技术分析表明，中国歼-20、俄罗斯苏-57均在机头或机身关键位置集成IRST传感器。

这证明大国空军已形成共识：单一依赖雷达的时代终结，多光谱被动探测成为第五代战机标准配置。

未来空战胜负，将取决于谁能在不暴露电磁信号的前提下，更早、更准、更稳地完成目标捕获与打击闭环。

美军同步调整训练体系以适应新装备。

内华达州“红旗”军演已增设IRST专项对抗科目，模拟雷达完全失效、仅依赖红外传感器作战的极端场景。

飞行员需在无雷达辅助条件下，仅凭热信号判断敌机方位、速度与意图，并完成超视距攻击。

这种训练强度远超传统模式，反映出美军对高强度电磁对抗环境的严肃预判。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战术形态的重构。

隐身战机过去依赖雷达静默与低可观测性实施突袭，如今面临IRST的持续威胁。

对手可能在数十公里外就已锁定其热信号，迫使隐身战机改变飞行剖面：降低巡航速度以减少气动加热，避免长时间开启加力燃烧室，甚至配合电子战飞机实施红外干扰。

空战从单纯的“谁先发现”演变为“谁更难被发现”的复杂博弈。

洛克希德·马丁的压力不仅来自技术交付，更源于战略信任危机。

国防承包商的核心资产是可靠性。

一个项目反复延期、质量不稳，会直接动摇军方对其整体能力的判断。

IRST21若再出纰漏，不仅影响F-35后续升级合同，更可能波及NGAD（下一代空中优势）等未来项目。

Block II的成功与否，直接关联洛马在21世纪30年代国防市场的地位。

美军加速部署IRST，本质上是在为下一代空中优势平台争取时间。

NGAD项目仍处高度保密阶段，形成战斗力至少需十年。

在此期间，F-15EX与升级版“超级大黄蜂”必须承担起制空重任。

IRST就是维系这一过渡期空中优势的关键技术支柱。

它不完美，但绝对必要。

系统可靠性仍是最大变数。

实验室环境与真实战场天差地别。

太平洋战区高温高湿高盐的海洋环境，对红外传感器的稳定性构成严峻考验。

美军自己也承认，Block II虽通过测试，但实战表现仍需验证。

演习中的成功无法保证战场上的可靠，这是所有先进武器系统必须跨越的鸿沟。

现代战争的核心已转向“无形感知”。

雷达波、红外辐射、电磁频谱、数据链信息——这些不可见的要素正决定有形的胜负。

谁能在信息层面构建更完整、更抗扰、更静默的感知网络，谁就能掌握战场主动权。

IRST只是这张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但却是对抗隐身威胁时不可替代的节点。

技术永远服务于人。

再先进的IRST，若飞行员缺乏相应战术素养与决策能力，依然无法转化为战斗力。

美军持续高强度训练，正是为了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实战能力。

装备可以采购，经验无法购买。

真正的空中优势，永远建立在人与技术的深度耦合之上。

未来的天空不会平静。

隐身与反隐身、主动与被动、电磁与红外——这些对抗将持续升级。

IRST的出现没有终结空战，而是开启了更复杂的博弈维度。

胜负不再取决于单一传感器性能，而在于整个作战体系的信息融合效率、战术适应能力与人员素质。

美军这场为战机“补眼”的行动，本质是在隐身时代重新定义“看见”的方式。

至于能否如愿掌握主动权，唯有实战能给出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