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大量平庸得令人发指的文科博士。”
这句话出自一位在清华大学任教、海归背景、学术成果颇丰的副教授刘瑜的原话。讽刺的是，她自己正是文科博士中的一员。
作为曾经在哈佛攻读博士的高材生，如今批评文科博士“平庸”，一边又在这个体系里发表论文、评职称、吃经费，按部就班地走着学术路线。
她到底是在自嘲，还是在自证清高？
标准化流水线，正在榨干年轻人的理想
刘瑜的这一番话背后，其实指向了一个早就被人诟病的问题：学术研究，尤其是文科研究，已经变成了一种标准化、模板化的“工业化生产”。
在一次演讲中，刘瑜讲了一个她在美国听到的案例：某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花了好几年时间、几万美元的经费，研究了一个叫“安源罢工”的历史事件。
研究做得很细，方法论很全，分析框架也很学术。但刘瑜的评价却很直接，这样的研究成果甚至不如一篇新闻稿有价值。
确实很难反驳她。
在很多高校文科博士的培养过程中，一篇论文从选题开始就充满了套路，导师定题、学生查资料，接着是文献综述、理论框架、模型分析、数据支撑，最后再用一段“高端学术语言”收尾。
这一整套流程，像极了工厂的流水线。
而令人讽刺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很多时候并没有多大社会价值。它们也许可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也许能帮助作者评上副教授甚至教授，但对公众理解社会问题、推动现实变革却几乎没有帮助。
刘瑜说得很绝：“文科学术圈里最聪明的人在哪里？我没见过。”
这话听着刺耳，但也确实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我们培养出来的，是会考试、会套模板、会写英文摘要的“标准博士”，而不是能思考、能创新、能影响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
从数据上看，中国每年新增的博士超过7万人，其中文科博士的比例逐年上升。但与之对应的是文科博士的就业尴尬：除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几乎没有更具吸引力的去处。
很多人选择读博的初衷并不复杂，一是为了延缓就业，二是为了拿学历进体制。相比起理工科那种动辄要攻克核心技术的博士之路，文科博士在“性价比”上看起来要高得多。
但现实并不如想象中美好。
高校教师岗位早已饱和，尤其是文科类职位，正逐步推行“优胜劣汰”机制。你不是博士还不够，最好是海归博士，还得有高质量论文、有项目、有背景，最好还能带来经费。
这种环境下，新晋博士别说混日子，连站稳脚跟都成问题。
而那些成功进入体制内的文科博士，也未必好过。
很多岗位本质上是准行政工作，每天开会、填表、写材料，真正留给学术研究的时间与精力少得可怜。再加上职称评审、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一整套评价体系也高度标准化，很多人只能选择走捷径，做一些容易出成果、容易发论文的“安全课题”。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为了“看起来不像平庸”，大家只能不断重复那些“看起来很高端”的研究套路。结果就是，越研究越远离现实，越写论文越脱离公众。
刘瑜的“叛逆”是假象？
刘瑜的出现，给这个体系增添了一丝叛逆感。
她年轻时留学美国，读的是政治学专业，先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硕士，又在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她在清华大学任教，并迅速成为公众熟知的“学术明星”。
她写书、演讲、上节目，常常以“清醒者”的姿态批评学术圈的种种问题。她曾毫不客气地评价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说他们的研究就像是“用一个模板刻出来的”：先找个国内熟悉国外陌生的现象，再收集资料、套用模型、编排格式、总结结论，最后用一堆术语把结论包装成“高大上”的论文。
她的语言直白、辛辣，也确实让很多人觉得她看透了学术圈的荒诞。
但问题是，她自己也没有跳出这个体系。
她依然在按时发表论文，依然是体制内高校的副教授，也依然享受着学术体系带来的资源与地位。她说文科博士“平庸得令人发指”，可她写的很多论文，也没有比别人高到哪去。她批评那些“浪费时间”的课题研究，自己却也参与了不少类似的项目。
她一边批评体制，一边被体制承认；她一边说学术圈无趣，一边靠着这个圈子获得话语权。
她当然有资格批评，但她的批评也并非站在圈子之外，更像是站在边缘，自嘲似地回望。换句话说，她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边走边骂”，边骂边走。
说到底，刘瑜这番话之所以引发轰动，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新鲜的话，而是她说了一个大家都知道、但不敢说的事实。
文科博士群体的平庸，其实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系统性的问题。
在一个过度强调标准化、流程化的学术体系里，最容易被培养出来的就是“中等水平”的人。他们不出错、不冒头、也不创新。他们懂得如何规避风险，如何写出“对的论文”，如何在制度中活得久一些。
而真正有思想、有突破的人，往往因为不愿妥协，被边缘化，甚至被系统性淘汰。
刘瑜的批评，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体系的冰山一角。但她的困境和矛盾，也说明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一个平庸被制度鼓励的环境里，想要不平庸，其实是很难的。
尤其是在文科领域，研究成果往往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也不会像理工科那样依靠科研成果拉动企业或产业发展。文科研究更多依赖政策支持、平台资源和意识形态的边界限制。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们自然会变得谨小慎微，生怕走错一步。
于是，平庸就成了安全牌。
而当所有人都选择安全，整个学术圈也就陷入了一个“看起来很努力，其实没什么用”的怪圈。
刘瑜敢说，是因为她知道自己说了也不会出事。
但她说得再多，也很难真正改变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闭嘴。
参考资料：
刘瑜：当代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衰退现象．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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