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1日，人民大会堂座无虚席。
第九次人代会即将开幕，全场都在等待。
可坐在首位的毛主席却环顾四周，眉头微皱。
他侧身向周总理询问，似乎在寻找一个人。
全场安静，一个悬念挂在了所有人头上。
01
1969年4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这一天，气氛不是一般的庄重。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幕，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这场会议的分量。
代表们都已就座，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都在等待那个标志性时刻的到来。
可主席台上，毛主席却没有立刻宣布开会。
他环顾了整个会场，从前排到后排，视线扫得很慢。看了一圈，他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个细微的动作，让身旁的周恩来总理察觉到了。毛主席转向周总理，低声说了几句话。
在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到底发生了什么？
周总理听后，立刻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他点了点头，随即示意一名工作人员，去办一件事。
原来，毛主席在找人。
他刚才跟周总理说，有一个人没到，他在主席台和前几排都没看见。那个人不来，这个会就先不要开始。
这话的分量，太重了。
能让这样一场全国性的大会，为他一人暂缓，这得是多大的人物？在场的代表们，心里都开始犯嘀咕，到底是谁？
周总理当然知道毛主席在等谁。
他立刻派人去会场的后排座位寻找。果不其然，在一个人不怎么起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正在抱病参会的人。
这人就是徐海东。
他当时的身体已经非常糟糕，是被人搀扶着来的。他觉得自己离开战场快30年了，一直在养病，没做什么贡献，就主动坐到了后排。
工作人员快步走到他身边，低声传达了主席台的邀请。
徐海东很意外。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这位病容满面、步履蹒跚的老将军，被搀扶着，一步一步，从后排走到了主席台前排。
毛主席看到他，这才露出了笑容，甚至站起来迎了几步。
他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在场的很多人，心里都受到了不小的触动。一个离开公众视野这么久，几乎被遗忘的“病人”，为什么会在毛主席心中，占有如此独一无二的位置？
这一切，都要从34年前，陕北根据地最艰难的那个冬天，以及一张2500块大洋的借条说起。
02
时间，倒回1935年的冬天。
地点，陕北。
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刚刚走完了那段两万五千里的征程，总算是到了陕北。
但“到了”，不等于“活了”。
那时的中央红军，简直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队伍极度疲惫，而眼前的困难，比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还要现实。
最要命的是，冬天来了。
战士们衣衫褴褛，很多人还穿着南方的单衣，在陕北的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伤员没有药，部队没有粮食，更别提过冬的棉衣了。
队伍的士气，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毛主席叫来了供给部部长杨至成，问他，咱们的家底，还剩多少？
杨至成面露难色。他报出了一个让人心凉的数字：1000多块大洋。
1000多块，要养活几千张嘴过冬。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毛主席沉默了很久。枪杆子是保住了，可要是队伍被冻死、饿死，那一切都白费了。
怎么办？必须搞钱。
可上哪儿去搞？这穷乡僻壤的，老百姓自己都揭不开锅。
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借。
跟谁借？跟先期到达陕北、已经建立起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借。这支部队的军团长，就是徐海东。
可借钱这事，不好开口啊。
红十五军团的日子，想必也不好过。人家也是刚打下一点地盘，能有多少余粮？
毛主席和杨至成商量了半天，最后定下了一个数字：2500块大洋。
在毛主席看来，这已经是他能张开的最大口了。他估摸着，2500块，大概是徐海东能承受的极限了。
于是，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张借条，内容大意是：为解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请海东同志部借2500元给中央。
杨至成揣着这张借条，心里是七上八下，就去找徐海东了。
03
杨至成见到徐海东，寒暄了几句，就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了那张借条。
徐海东一听是中央来借钱，表情立刻变得非常严肃。
他没有立马答应，也没有说自己困难。他做了一个动作，让杨至成非常紧张。
徐海东叫来了自己的供给部长，查国桢。
他当着杨至成的面，直截了当地问查国桢：“老查，咱们账上，总共还剩多少钱？”
查国桢是个老实人，他哪里知道军团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如实汇报了：“军团长，刚盘过库，全部家当，还剩7000块大洋。”
杨至成一听这个数字，心里“咯噔”一下。
总共才7000块，自己这借条上写的是2500块。乖乖，这一下子就要借走人家三分之一还多。这不等于割人家的肉吗？
杨至成当时就觉得，这事儿悬了，徐海东八成要讨价还价。
可接下来，徐海东的操作，让杨至成这辈子都忘不了。
徐海东听完7000块的汇报，几乎没有任何迟疑，手臂用力一挥，对查国桢下达了命令：“留下2000，马上点出5000块，给中央送过去！”
这一下，不光杨至成懵了，连供给部长查国桢也懵了。
查国桢急了，他一把拉住徐海东，压低声音说：“军团长，你疯了？5000块都送走了，咱这几千号兄弟怎么办？咱只剩2000块，连下个月伙食都不够啊！伤员的药还没着落呢！”
徐海东瞪着眼睛，也压低了声音，但语气不容置疑。
他告诉查国桢：“老查，你糊涂啊！中央红军是什么？那是全中国的核心，是咱的主心骨！毛主席张口向我们借钱，说明他们比咱们困难得多！”
他拍着查国桢的肩膀，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别说7000，就算只有5000，我们也要全给。只要中央红军能缓过这口气，我们红十五军团就算全打光了，都值！”
杨至成站在一旁，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就这样，5000块大YANG，装在沉甸甸的褡裢里，送到了中央红军的驻地。
毛主席拿着这笔钱，半天没说话。
他要借2500，徐海东给了5000。这不是借，这是把自己的血抽出来，输给了中央。
杨坚存钱防乱世，儿子花钱造乱世，攒的没花的快。 徐海东这是把全军团的保命钱，都押在了中央身上。
这5000块，让中央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度过了那个最要命的冬天。
这份情，毛主席记了一辈子。他后来在很多场合都提到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04
那么问题来了，徐海东是何方神圣？
他怎么就那么巧，在1935年的陕北，手握一支劲旅，还有7000块大洋的家底？
这个徐海东，可不是一般人。
1900年，他出生在湖北黄陂一个贫苦的窑工家庭。他家穷到什么地步？9岁才上私塾，12岁就去窑厂做工。他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
1925年，25岁的徐海东加入了共产党。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带着一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头在干。
他参加过北伐战争，打仗不要命。后来参加黄麻起义，更是打出了名堂。
他打起仗来，猛得不像话，人送外号“徐老虎”。
他的部队，是国民党军的噩梦。蒋介石那边，恨他入骨，悬赏10万大洋要他的脑袋。
最关键的，是他的红二十五军。
1934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开始了他们的长征。
这支队伍，非常特殊。
第一，他们是所有长征部队里，平均年龄最小的，很多都是十几岁的“红小鬼”。
第二，他们的长征路线，和中央红军不一样。他们没有过草地，而是从中国腹地，孤军奋战，千里转战，翻越了更为险峻的秦岭。
第三，也是最了不起的，他们是第一支走完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主力。
1935年9月，就在中央红军还在为去哪里落脚发愁的时候，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经抵达了陕北的永坪镇。
他们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等于说，毛主席的中央红军还在路上苦苦挣扎的时候，徐海东已经帮他们把“家”给安好了。
所以，当10月份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徐海东是“主人”，是东道主。那7000块大洋，就是他们这支“红小鬼”部队，用命换来的全部家当。
05
两军会师后，徐海东继续发挥他的“老虎”本色。
中央红军刚到，立足未稳，国民党军就围了上来。
徐海东二话不说，主动请缨打头阵。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十五军团作为主力，打了一个极其漂亮的全歼战，歼敌一个师，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仗，是徐海东送给中央红军的第二份大礼。
抗日战争爆发，徐海东被任命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
1937年的平型关大捷，他的344旅就是主力之一，负责打援和侧击，打得日军鬼哭狼嚎。
从平型关，到晋察冀，再到皖东…徐海东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战士，哪里有硬仗，他就往哪里冲。
他不仅自己猛，带出来的兵也猛。他的部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是日军眼中的钉子。
可他毕竟是人，不是铁打的。
常年的征战，他身上留下了无数伤疤。在鄂豫皖根据地时，他就身负重伤，一颗子Biu~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差一点就没命了。
加上没日没夜的操劳，他的身体早就被掏空了。
1939年12月，在皖东周家岗指挥战斗时，徐海东正讲着作战部署，突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这一倒，他才39岁。也就是这一倒，他再也没能回到战场。
从1940年开始，徐海东的后半生，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和疗养院里度过的。
他从一个叱咤风云的“徐老虎”，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照顾的“病人”。
06
时间到了1955年，全军授衔。
徐海东的名字，被列在了“大将”的名单里，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
这个任命，在全军上下，几乎无人不服。
可这个任命，却让徐海东本人坐立不安。
他多次给中央写信，给周总理打电话，请求把自己的“大将”军衔拿掉。
他说自己不行。他说自己从1940年就脱离部队，啥也没干，就是个“吃闲饭”的。
他说，和那些还在一线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友相比，自己这个“大将”头衔，受之有愧。
府库都藏满了，老百姓还挨饿，钱在库里，人在土里。 徐海东这是攒了一身功劳，却总觉得是欠着别人的，总觉得自己“在库里”，而战友们“在土里”。
这份愧疚，这份谦卑，让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中央当然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周总理也明确表示，他的大将军衔，是历史的定评，是他用赫赫战功和那5000块大洋换来的。
07
可这份“心病”，徐海东一直带到了1969年。
所以，这也就能解释通，为什么1969年，他明明是受邀参会的代表，是毛主席亲点的名，他却要自己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的角落里。
在他自己心里，他或许还是那个“无用之人”，那个“白拿军衔”的病人。
可他忘了，那5000块大洋的恩情，那份在革命最低谷时送上的温暖，那份不计得失、倾囊相助的担当，比十场百场大战的功劳，都更让人铭记。
那次大会之后，没过多久，1970年3月，徐海东在郑州病逝，终年70岁。
他这辈子，打仗打得凶，当得起“猛将”二字。
但他最关键的一次“出手”，却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1935年那个冬天，面对杨至成的借条时，那个毫不犹豫的决定。
一个自认为“无用之人”的老兵，在病重时，被请到了最高会议的第一排。
这事儿吧，其实没啥好评价的。
从他拿出那5000块大洋的时刻起，他在这个队伍里的位置，就已经定下了。那是用钱都买不来的情义和担当。